中华新闻社电 （记者 常建国）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，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，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——元上都。10月13日，2019元上都“贵由赤”国际长跑赛在正蓝旗隆重举行之际，记者有幸探究了元都会的神秘遗址。
元上都遗址，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以东17公里处，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。其地北依龙岗，南临滦河，史籍赞其城“龙岗蟠其阴，滦水迳其阳，四山拱卫，佳气葱郁。”（王恽《中堂事记》，《秋涧集》卷八十）每当夏秋季节，闪电河水蜿蜒曲折，金莲花遍野盛开，自然景色十分优美。元代诗人就有“牛羊散漫落日下，野草生香乳酪甜”（萨都剌《上京即事五首》，《雁门集》卷六）的生动描写。
公元1251年，蒙哥汗在漠北即位，命其弟忽必烈总领“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”（《元史》卷四《世祖记》一）。忽必烈南下驻帐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地区，广征天下名士，建立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。1256年，命刘秉忠选择桓州东、滦水北建城郭 ，三年建成，初名开平府。1260年，忽必烈在此登基，继蒙古汗位，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。
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，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，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士来说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公元1260年冬季，在哈剌和林过冬的忽必烈，已经清醒的认识到，通过几千里的草原、戈壁把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漠北，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、军队及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，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同时他也意识到，大蒙古国的统治基础，已经在中原地区奠定，他要做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。于是，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汉人谋士郝经实行两都制的建议，便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。中统四年（1263年）大都（今北京）建成，遂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，亦称上京、滦京，这里便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草原都城。以大都为正都，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，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；以上都为夏都，则可以北控大漠，南屏燕蓟，通过定期的巡守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，稳定内部，保持蒙古旧俗，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，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。
元上都分为宫城、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，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，与皇城呈“回”字形。宫城为长方形，南北长605米，东西宽542米，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，四角建有角楼。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，大致呈方形，每边长1400余米，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。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、北两面，由皇城的东、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，平面呈方形，周长8800余米，全都用黄土夯筑。
公元1275年，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来到元上都，受到过忽必烈皇帝的接见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，留下了许多关于元上都的记录。书中写道：“内有大理石宫殿，甚美。其宫舍内皆涂金，绘有种种鸟兽花木，工巧之极，技术之佳，见之足以娱人心目”。
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，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，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，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。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，并筑有石堤护坡，以防坍塌。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。
元上都现存有13门。其中宫城3门，不设瓮城；皇城6门，外城4门，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，现今还保留有城门楼的石柱础。元上都瓮城门的建筑十分有趣，凡东西向的瓮城门均为马蹄形，东西出而折向南开；南北向的瓮城门则均为方形，并是与城门相对，南北直开。城门虽大部因元末明初的战争而进行过封堵，但原建的迹象仍十分明显。这或许反映了元朝在具有强盛国力的前提下的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，亦或是表现了游牧民族跃马驰骋的豪迈气概。
元上都的外城，北墙开二门，南墙开一门 ，西墙开一门。北部平坦，不见建筑遗迹。西部靠近西门处有街道和店铺建筑。中部偏南，有一处大型院落，南墙正中设有院门，院内十分空旷，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，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，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。
元代诗人曾经盛赞的棕毛殿，也位于皇城北门外的外城之内。马可·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，以金漆缠龙绕柱，劈竹涂金作瓦，殿内壁画花草百鸟，外用彩绳牵拉固定，高达百尺，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，故也称作“竹宫”。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，规模最大，费用最多的“祚马宴”，就在棕毛殿举行。每逢宴会，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“质孙服”赴宴，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。因而“祚马宴”也称作“质孙宴”，要大宴三天，每天换一套服饰。可见当时上都宴会的空前盛况。
史籍记载和考古调查，元上都外城西门外，是商贾集散之地。而西门内的外城西面，则是百姓杂居，商贾云集，商肆遍布的街区。从现今地表仍可见到的纵横的街道和较小的建筑遗迹和院落中，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繁华的市井、错落的商号和商贩沿街叫卖的景象。
元上都的皇城居于外城的东南部，环绕宫城而建。墙体也用黄土夯筑，但两侧墙表面全部用石块包砌，石灰勾缝，十分坚固。在墙体表面还砌有流水的石槽。皇城四角的角楼呈圆台状，高大壮观，高约10米，角楼地表还留有石砌的建筑台基。在皇城四周墙外，每面建有6个梯形马面，东墙马面至今保存完整。皇城东西各二门，分别为东门和小东门、西门和小西门，南北各一门，南门为明德门，与宫城南门御天门位于中轴线上。北门据史载，可能为复仁门。巍峨耸立的石砌皇城，至今依然可见往日的风采。在元代诗人的笔下，“山拥石城月上迟，大安阁前避暑时”（《元诗选》二集，戊集），“往来饮马滦河秋，滦水斜抱石城流”（陈旅《安雅堂集》卷二），就是上都皇城壮观景色的真实写照。
皇城内街道宽窄相宜，主次分明，以通向六个城门的主街为主干，两侧对称分布。皇城内设有许多官署、寺院和手工业作坊，但多数位置尚难考定。据史载和考古调查，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位于皇城四角的四大寺庙。位于皇城西北角和东北角的两大佛寺为忽必烈所建。西北角的乾元寺，分前后两院，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，现今主体殿基和两处碑亭遗址和后院的一处十字形建筑及东西配殿，依然清晰可辨。东北角的是大龙光华严寺，建筑规模宏大，分东、中、西三院。中院为主体，四周建有围墙，内有一周回廊式建筑，南门内侧两边建有对称的碑亭。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（1265年）的上都孔子庙，位于皇城东南角，有前后两殿，外有围墙，庙西还建有房舍，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。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。在皇城西南角与孔庙对应的一座寺庙建筑遗址，至今地表仍可见到露出地面的，当时因基础出水而打下的成排的木桩，这是研究元代应用建筑力学方面的实物资料。此外，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道观和回回寺。
蒙古族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，就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。在上都城内自然就会有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局面。各宗教派别为扩大自己的影响，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。公元1258年夏，忽必烈受蒙哥汗的委托，在新建的开平府主持了佛道的一场辩论。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，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，按照事先的协议，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，“削发为僧”，做了和尚。
元上都的宫城，墙体用黄土夯筑，外层是先自地基开始铺四层石条，其上再以青砖平砌，在墙表皮与夯土之间夹砌一层厚约1.4米的残砖。宫城四角也建有角楼。宫城建有三门，北墙正中为高大的双阕式建筑，故无北门。元代诗人就有“东华西华南御天，三街相对凤池连”（周伯琦《近光集》卷一）的描述。南墙御天门外，有两排建筑基址，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。元人有“御天门前闻诏书，驿马如飞到大都”（胡助《纯白斋类稿》）的咏叹。宫城内有30余处宫殿基址，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，街道布局不太规整。这是因为宫城的建筑，并不具有依一条中轴线，前后呼应和左右对称的建筑配置。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，随地势和湖泊沼泽，自成体系的错落分布。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。
上都城的宫殿，多见于史载，有名的如大明殿、鸿禧殿、鹿顶殿、水晶殿、穆清阁、大安阁等。其中大安阁是元军于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，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，高二百二十尺。元人有“大安御阁势苕亭，华阕中天壮上京”（周伯琦《近光集》卷一）的诗句，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的宏伟气势。元朝大多数皇帝都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。据《元史》载，阿沙布花曾随从忽必烈到上都，早朝时，因露水多而光着脚行走，忽必烈自大安阁望见，命门卫不许放其入朝。阿沙布花只好从墙下水道钻入。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大安阁上可以居高远眺，同时也说明元上都有引排水的通道，而且夏季地湿而多露水。传说，元上都所在地原为海，海中有龙。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借地的传说：刘秉忠建城时，因地有龙池，不能排干积水，于是奏请元世祖与龙借地，当夜三更，雷声大震，龙王飞上了天，第二天便能以土筑城。
在三街相对的宫城中心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。从出土的雕花、龙纹汉白玉构件和石条地基及阿拉伯文石刻上，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宫阁辉煌、飞檐高耸的繁华景象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。
元上都宫城北墙正中的阕式建筑，现存高大的夯土台基，建筑规模宏大，有学者认为应该是穆清阁的位置，也有人称其为司天台，孰是孰非，尚不得而知，但这一建筑基址是宫城中一处最为高大宏伟的建筑，则是不容置疑的。在诸多宫殿基址上，现在仍可看到残存的汉白玉雕花石刻、粗大的石柱础、各色琉璃瓦构件，绿釉的龙纹瓦当、滴水以及砖雕和瓷片等。使我们不难想见元上都当年金碧辉煌的雄姿。据元文宗至顺元年（1330年）的统计，上都路有民4万余户，近12万人，其中应有一半人居住在上都城区内，这在当时的北方地区，特别是草原城市中，应是人口非常集中的地区了。
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，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。元代诗人就有"西关轮舆多似雨，东关帐房乱如云"（《 元诗选》二集，戊集）的生动描述。现今的调查可见，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，既有前店后院式临街店铺，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。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，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。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，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，证明了元代诗人“滦水桥边御道西，酒旗斜挂暮檐低”（张昱《塞上曲》，《张光弼文集》卷三）、“滦河美酒斗十斤，下马饮酒不计钱"（马祖常《车簇簇行》，《石田文集》卷五）描述的真实性。
在元上都的北门外的龙岗下，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河大坝，名为铁幡竿渠。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下向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，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。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。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。
此外，在元上都城东南的砧子山墓地，城北的卧牛石和一棵树墓地，分别发现了成片的元代汉人家族墓地和蒙古人的墓葬。说明当时的汉人和蒙古人是分开埋葬的。在砧子山墓地一座骨灰葬的石刻墓志上，刻有“上都小东关……黄得禄之位……"的字样，表明了此人居住在上都小东关的事实。另在一处葬有7个家族成员的墓地中，还发现了三个白种人个体，似乎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。
1992年，考古工作者在距元上都西北约35公里的羊群庙祭祀遗址，发掘出土了四尊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石雕人像，人像身着龙纹半袖长袍，端座于带扶手的圈椅之上，神态威严，气度非凡，足显皇家威仪。而这一区域正是《元史》所载，元代帝王祭祖祭天的场所，元代诗人就有“祭天马酒洒平野，沙际风来草亦香”（萨都剌《上京即事》，《萨天锡诗集》前集）的诗句。
历史上多少曾经的辉煌与繁华，在人去楼空、风烟散尽之后，留下的往往是累累的废墟。废墟是颓败的、甚而至于悲壮，但在它的积尘深处，往往淹埋着富于生命力的文明，那是一些碾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，一些让人神往而缅怀的文明。
蒙古民族在其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，也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。茫茫草原，蓝天白云，成群的牛羊，飞驰的骏马，如白莲花般的蒙古包，是这一文化的真实体现；而骑马、摔跤、射箭则是这一文化的精髓所在，至今仍是草原上盛大节日的传统竞技项目。
上都城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毁灭了，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，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留传。这座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都城，也永远地留在了马可·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。元上都遗址是属于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，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言"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"。保护、发掘和研究这座曾经是世界大都会的“文明的废墟"，把凋零的碎片拼读成人类文明的教科书，永远是现代人的神圣职责。